吴道本 云梦县原政协副主席
黄香是彪炳史册的人物。黄香及其子孙几代，其所以近两千年传之不朽，并植根在炎黄子孙的头脑里，活跃于中华民族的血液中，主要是在他们的身上深深地打了下“孝”和“移孝为忠”的烙印。现撰写本文，略叙思微，以请教于方家。
黄香是中国古代“孝”的楷模
什么是“孝”？中国的儒家经典论述得十分清楚。《论语·为政》记载，“子游问孝道。子曰：‘今之孝者，是谓能养。至于犬马，皆能有养，不敬，何以别乎？”孔子的意思是：在现在的人看来，“孝”就是能养活父母。犬马不是也能得到饲养吗？若不敬重父母，那么，养活父母和饲养犬马又有什么区别呢？《孟子·万章上》记载，在孟子的学生咸丘蒙问孟子如果舜做了天子，瞽瞍（舜的父亲）却不是臣民这是什么道理时，子曰：“……孝子之至，莫大于尊亲”。孟子的意思是：孝子“孝”的极点，没有超过尊敬他的双亲的。东汉的经学家、文字学家许慎，在《说文解字》上还对“孝”字进行了阐释拆解，曰：“孝，……善事父母者也。从老省，从子，子承老也”。其意思是：从字义上讲，作为当儿子的，要以尊重之心，妥善地照顾父母的生活起居；从字的构成上讲，老人在上，儿子在下，当儿子的必须诚心诚意地承担老人的一切。可以说，儒家对“孝”的养与敬、敬与尊、尊与承的内涵的概括和论述，是最为精到不过的。
下面，我们来看看黄香是在如何对待父母的。《东观汉纪》是这样记载的：“黄香，字文强，江夏安陆人。父况，举孝廉，为郡五官椽，贫无奴仆。香躬执勤苦，尽心供养。冬无被袴，而亲极滋味。暑即扇床、枕，寒即以身温席。年九岁，失母，慕思憔悴，殆不免丧。乡人称其至孝。”《东观汉纪》，是东汉官修本朝记传体史书，当明确不误，所以，这段话，被南朝宋人范晔撰写《后汉书》黄香本传时，几乎全部录入。把这些话连缀起来，就是：东汉时，在江夏安陆（今云梦）出了一个孝子，名叫黄香。他的父亲黄况，初举孝廉，在江夏郡任了一个名为五官掾的官，家业虚贫，雇不起仆人。于是，黄香很小的时候就学做家务活，奉养父母。他即使冬天没有套裤御寒，但还是设法弄钱买些可口的食物，尽可能地让父母吃得好些。在他九岁时，他的母亲就去世了。这时的他，因思念母亲而面容憔悴，身体几乎不能支撑到守丧期满。母亲去世后，他便把全部的孝心倾注到父亲身上，对父亲的照料更是细心：夏天天气炎热的时候，他拿起扇子预先扇凉父亲要睡的床和枕头；冬天天气严寒的时候，他就先把父亲床上的草席和被褥睡暖和。《楚师儒传》记载：“元和元年（公元84年）,肃宗（孝章帝）诏诣东观，读所未尝见书。以香先帝所异，每有疑，时时访问之。香以父老，求归供养。”这段话中的“香以父老，求归供养”八个字，说明他为尽人子之“孝”，根本顾不得自己已有的良好的仕途环境。我揣度，他这次回家虽因“帝亟召之，乃回京师”，在家侍父时间不长，但毕竟尽了“身不由己”的儿子对父亲的一片孝心，内心一定是很快慰的。
下面，我们来看看黄香是在如何对待父母的。《东观汉纪》是这样记载的：“黄香，字文强，江夏安陆人。父况，举孝廉，为郡五官椽，贫无奴仆。香躬执勤苦，尽心供养。冬无被袴，而亲极滋味。暑即扇床、枕，寒即以身温席。年九岁，失母，慕思憔悴，殆不免丧。乡人称其至孝。”《东观汉纪》，是东汉官修本朝记传体史书，当明确不误，所以，这段话，被南朝宋人范晔撰写《后汉书》黄香本传时，几乎全部录入。把这些话连缀起来，就是：东汉时，在江夏安陆（今云梦）出了一个孝子，名叫黄香。他的父亲黄况，初举孝廉，在江夏郡任了一个名为五官掾的官，家业虚贫，雇不起仆人。于是，黄香很小的时候就学做家务活，奉养父母。他即使冬天没有套裤御寒，但还是设法弄钱买些可口的食物，尽可能地让父母吃得好些。在他九岁时，他的母亲就去世了。这时的他，因思念母亲而面容憔悴，身体几乎不能支撑到守丧期满。母亲去世后，他便把全部的孝心倾注到父亲身上，对父亲的照料更是细心：夏天天气炎热的时候，他拿起扇子预先扇凉父亲要睡的床和枕头；冬天天气严寒的时候，他就先把父亲床上的草席和被褥睡暖和。《楚师儒传》记载：“元和元年（公元84年）,肃宗（孝章帝）诏诣东观，读所未尝见书。以香先帝所异，每有疑，时时访问之。香以父老，求归供养。”这段话中的“香以父老，求归供养”八个字，说明他为尽人子之“孝”，根本顾不得自己已有的良好的仕途环境。我揣度，他这次回家虽因“帝亟召之，乃回京师”，在家侍父时间不长，但毕竟尽了“身不由己”的儿子对父亲的一片孝心，内心一定是很快慰的。
我们再用孔孟等儒家关于“孝”的概念，检讨一下黄香“孝”的行迹。一，“养”。这是“孝”的最起码要求。黄香宁可自己节衣缩食，也让父母“亲极滋味”；而且“躬执勤苦”，细心养亲，特别是在他母亲病逝后，对父亲的生活连暑凉冬暖都照顾到了。二，敬。这是“孝”的最重要的内容，是“养”的升华。黄香“年九岁，失母，慕思憔悴，殆不免丧”，体现的不只是“敬”，而且是“悲敬”。三，尊。在朝为官后，他叨念父亲，断然向皇上“求归供养”。这个“供养”，因其父况有俸禄，当然不存在供应饭食，主要是侍奉，说明他“尊”的诚心和执着。四，承。综观黄香的一生，他不但承担了父母的“生养死葬”，做到“生，事之以礼；死，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”，而且承继父志，为国奉智献能，德洋恩普。由这几点，我们可以看出黄香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“孝子”，不失为中国古代“孝”的楷模。
黄香满门的“移孝为忠”
《孝经·开宗明义章第一》记载了孔子在家闲坐时，与侍坐一旁的曾子的对话。其中孔子曰：“夫孝，始于事亲，中于事君，终于立身。”大意是：“孝”，是从侍奉父母开始的，中间阶段是对国君效劳，最后才是建立功业。《礼记·祭义》还记载了曾子关于“五者不遂，灾及于亲”的话，其中“事君不忠，非孝也”，为“五者”第二。大意是：一个人如果对君主不忠，灾祸就会殃及父母，这实际上是对父母不孝。这就说明了两点：其一，“事君”是“孝”，并处于立身的基础地位；其二，“事君”必须“以忠”，即“移孝为忠”。时下，有些年轻人可能认为士人“事君”“以忠”，不能与父母 “尽孝”直接挂钩。论者认为，非也。诚然，“孝”与“忠”，是两个不同的道德规范，前者是后人对老人而言的，后者是臣下对君主而言的，但两者的对象都是尊长。且中国的封建宗法制度又是以国君为“至尊”，作为侍奉国君的人，又怎么不能把对父母的“孝”借过来，“移孝为忠”呢？可以肯定地说，这个“忠”，不仅是“孝”，而且是“大孝”，是“孝”的极至。
那么，黄香和他的儿子黄琼、曾孙黄琬又是怎样在“移孝为忠”，践行“大孝”、“至孝”的？
先讲黄香。以孝名入仕的黄香，历经孝章帝、孝和帝、孝殇帝、孝安帝四朝，除去孝殇帝礼登大宝不足一年崩殂外，实际上历事三朝。在为官的近四十年中，他敢吐真言，勤劳忧公，不为已计，爱惜民力。史载，章和元年（公元87年），章帝南巡时，汝南太守何敞为章帝特制了雕镂屏风。章帝令黄香铭记此事。黄香本就对当时蔓延的奢靡之风深感忧虑，对何敞的此举不感兴趣，受命后，便不隐瞒自己的观点，写下了“古典务农，雕镂伤民；忠在竭节，义在修身”四句话，既批评了何敞伤民的做法，又寓谏于铭，提醒章帝重农爱民。这是在随侍皇帝时，以直言示“忠”,而见“大孝”、“至孝”。《东观汉纪》黄香本传载，香“拜尚书郎，尝独止宿台上，昼夜不离省闼。上（指和帝）闻，善之，以香父尚在，赐卧几、灵寿杖”。这是在料理朝政时，以勤力示“忠”而见“大孝”、“至孝”。《楚师儒传·汉黄太守香》载，永元六年（公元94年），和帝决定将他由尚书令升任东郡太守，他却直呈奏章：“臣江淮孤贱，愚蒙小生，经学行能，无可算录”；“遭值太平，先人余福，得以弱冠特蒙征用，连偕累任，遂极台阁”；本应在尚书台“报恩效死”，今却又“显拜近郡，尊位千里”。“臣香年在方刚，适可驱使，愿乞余恩，留备冗官，赐以督责小职，任之宫台烦事，以毕臣蝼蚁小志，臣暝目至愿，土灰极荣”。这是在个人职务升迁时，以退让示“忠”，而见“大孝”、“至孝”。《后汉书》黄香本传载，“永元十二年（公元100年）东平、清河奏妖言卿仲辽等，所连及且千人。香科别据奏，全活甚众。”又载，黄香后来外任魏郡太守，“时被水年饥，乃分俸禄及所得赏赐班瞻贫者，于是丰富之家各出义谷，助官禀贷，荒民获全”。这是在百姓危艰时，以惜民示“忠”，而见“大孝”、“至孝”。
再讲黄香的儿子黄琼。因当朝大名士李固的一封劝告信而入朝堂的黄琼，先后历事两位皇帝，即是孝顺帝和孝桓帝。他从孝顺帝永建二年（公元127年）入仕，至孝桓帝延熹七年（公元164年）病逝，为官三十七年，以在皇上面前进献良策和敢于谏阻著称。顺帝永建三年（公元128年），黄琼由尚书仆射迁任尚书令。上任伊始，他就认为以前左雄所建议实行的孝廉之法，专取儒学文吏，实是考虑不周，便上奏增设试科。又认为左雄原建议选中的孝廉先试用于公府，再复验于端门，后被尚书张盛奏免，于是又上书曰：“覆试之作，将以澄洗清浊，覆实虚滥，不宜改革。”两层建议，深得顺帝认可，完善和匡正了取仕办法。这是在朝廷取仕上，以明谏示“忠”，而见“大孝”、“至孝”。元嘉元年（公元151年），桓帝为报权臣梁冀的迎立之恩，召集二千石以上的大官会商颁赏之事。特进胡广、太常杨溥等人，都主张对梁冀的赏赐“宜比周公，赐之山川、土地、附庸。”而黄琼则摆事论理，以“赏必当功，爵不越德”为立论依据，力排不端之议，促成皇上否定了对梁冀超越陈例的封赏。这是在朝廷对臣下的赏格上，以公正示“忠”，而见“大孝”、“至孝”。延熹七年（公元164年），黄琼病重。他临死之前在病榻上向桓帝上疏，用历史的、当朝的人和事，情诚意切地讲“治国”与“用人”的关系，并陈不讳之言，直接指出桓帝用人“不加澄清”，“审别忠伪”的过失，以期桓帝改弦更张。疏之最后还说，他的所陈之言，如有万分之一的效果，将含笑九泉，死而无憾。这是在朝廷用人上，以死谏示“忠”，而见“大孝”、“至孝”。
再讲黄香之曾孙黄琬。先以公孙入朝不就，后因聪慧而被荐举步入官场的黄琬，“移孝为忠”同他的曾祖父、祖父如出一辙。最能说明问题的是“议迁都”。中平六年（公元189年），汉灵帝死，素怀野心的西凉刺史董卓，借帝后下诏急令各地督师进京翦除宦官的机会，而率师进京。进京后，他怂恿与己同宗的董皇后废少帝刘辨为弘农王，立董皇后的养子、年仅九岁的陈留王刘协为帝，是为汉献帝。而他，却自封国相，执掌国柄，引起了满朝的“讨卓”声浪。为稳定局势，董卓欲将昔日曾经把持过的西凉军，作为护卫自己的后盾，便召集朝中大臣，提议将朝都由洛阳迁往离西凉较近的旧都长安。在朝堂，身为太尉的黄琬与司徒杨彪，坚持驳议。退堂后，琬续作驳议，说：“当年周公营建洛邑，安定了周王室，光武帝定都洛阳，中兴了汉政权，这是上天所开启，是神灵所安居的场所。今大业既定，怎么能任意迁移，有负天下人的期望呢？”当时朝中的有些好心人担心他这样作会罹难，他却回答说：”当年白公胜在楚作乱，屈庐迎着白刃上前谏止；崔杼在齐杀害了君主，晏子不惧其胁迫。我虽没什么德行，倒能仰慕古人的品节。”他的斗争虽是最终没有阻止迁都，更没有挽救东汉王朝覆亡的命运，且自己坐狱而死，但表现出来的“舍生取义”的宝贵品格，却长存于天地之间。这是与悖逆争斗上，以亡命示“忠”，而见“大孝”、“至孝”。
近年来，我在宣传黄香满门忠孝时，总是表明“移孝为忠”的观点是对的。但有的人不完全同意我的看法。他们说：“黄香孝顺父母是对的，但他和他的儿子、曾孙‘移孝为忠’，又不完全对”。我问这是为什么？他们说：“因为‘忠’的是帝王；而帝王又是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，是欺压人民的。对他们‘忠’，实际上是助封为虐”。说实在话，现在持此观点的人不多，但又确有纠正的必要。我认为，从总的讲，我们不排除封建帝王代表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，谋求的是“家天下”的一统万世，与今日的“志在大众”、“民主政治”，当然是两码事。不过，封建帝王们的主观意识尽管是这样，但在客观上却又不完全是以其意志为转移的。何以这样说？就是：这些人要维护本阶级的利益，就要争取民众为其源源不断地创造价值；要维护“家天下”的一统万世，就要设法巩固国基。于是乎，一些有识之士就顺应历史的潮流，进忠言，献良策，促使国君或实行“德政”，或谋求强国之道。正是这样，中国古代的农业经济才一步步发展，古老的中华民族才生生不息。我也认为，在中国历史上助纣为虐的，也不是没有，而且还有不少。不过，追寻历史，出现这种情况，多是“佞臣”佐“昏君”。比如：西周末期，井田制始遭破坏，私田正在出现，山林泽薮正被私人开发。可是周厉王执政后，听信佞臣荣夷公的唆使，实行“专利”政策，宣布山林河湖各种产品归国家所有，其结果，破坏了正在发展的封建生产关系，弄得田土荒芜，民不聊生，怨声载道。历史上虽然有这样的事实，但从中国的全部历史看，从长远的观点看，“真忠”总比“假忠”多，“真忠”最后总会战胜“假忠”，这正是历史的结论。
那么，黄香和他的儿子黄琼、曾孙黄琬又是怎样在“移孝为忠”，践行“大孝”、“至孝”的？
先讲黄香。以孝名入仕的黄香，历经孝章帝、孝和帝、孝殇帝、孝安帝四朝，除去孝殇帝礼登大宝不足一年崩殂外，实际上历事三朝。在为官的近四十年中，他敢吐真言，勤劳忧公，不为已计，爱惜民力。史载，章和元年（公元87年），章帝南巡时，汝南太守何敞为章帝特制了雕镂屏风。章帝令黄香铭记此事。黄香本就对当时蔓延的奢靡之风深感忧虑，对何敞的此举不感兴趣，受命后，便不隐瞒自己的观点，写下了“古典务农，雕镂伤民；忠在竭节，义在修身”四句话，既批评了何敞伤民的做法，又寓谏于铭，提醒章帝重农爱民。这是在随侍皇帝时，以直言示“忠”,而见“大孝”、“至孝”。《东观汉纪》黄香本传载，香“拜尚书郎，尝独止宿台上，昼夜不离省闼。上（指和帝）闻，善之，以香父尚在，赐卧几、灵寿杖”。这是在料理朝政时，以勤力示“忠”而见“大孝”、“至孝”。《楚师儒传·汉黄太守香》载，永元六年（公元94年），和帝决定将他由尚书令升任东郡太守，他却直呈奏章：“臣江淮孤贱，愚蒙小生，经学行能，无可算录”；“遭值太平，先人余福，得以弱冠特蒙征用，连偕累任，遂极台阁”；本应在尚书台“报恩效死”，今却又“显拜近郡，尊位千里”。“臣香年在方刚，适可驱使，愿乞余恩，留备冗官，赐以督责小职，任之宫台烦事，以毕臣蝼蚁小志，臣暝目至愿，土灰极荣”。这是在个人职务升迁时，以退让示“忠”，而见“大孝”、“至孝”。《后汉书》黄香本传载，“永元十二年（公元100年）东平、清河奏妖言卿仲辽等，所连及且千人。香科别据奏，全活甚众。”又载，黄香后来外任魏郡太守，“时被水年饥，乃分俸禄及所得赏赐班瞻贫者，于是丰富之家各出义谷，助官禀贷，荒民获全”。这是在百姓危艰时，以惜民示“忠”，而见“大孝”、“至孝”。
再讲黄香的儿子黄琼。因当朝大名士李固的一封劝告信而入朝堂的黄琼，先后历事两位皇帝，即是孝顺帝和孝桓帝。他从孝顺帝永建二年（公元127年）入仕，至孝桓帝延熹七年（公元164年）病逝，为官三十七年，以在皇上面前进献良策和敢于谏阻著称。顺帝永建三年（公元128年），黄琼由尚书仆射迁任尚书令。上任伊始，他就认为以前左雄所建议实行的孝廉之法，专取儒学文吏，实是考虑不周，便上奏增设试科。又认为左雄原建议选中的孝廉先试用于公府，再复验于端门，后被尚书张盛奏免，于是又上书曰：“覆试之作，将以澄洗清浊，覆实虚滥，不宜改革。”两层建议，深得顺帝认可，完善和匡正了取仕办法。这是在朝廷取仕上，以明谏示“忠”，而见“大孝”、“至孝”。元嘉元年（公元151年），桓帝为报权臣梁冀的迎立之恩，召集二千石以上的大官会商颁赏之事。特进胡广、太常杨溥等人，都主张对梁冀的赏赐“宜比周公，赐之山川、土地、附庸。”而黄琼则摆事论理，以“赏必当功，爵不越德”为立论依据，力排不端之议，促成皇上否定了对梁冀超越陈例的封赏。这是在朝廷对臣下的赏格上，以公正示“忠”，而见“大孝”、“至孝”。延熹七年（公元164年），黄琼病重。他临死之前在病榻上向桓帝上疏，用历史的、当朝的人和事，情诚意切地讲“治国”与“用人”的关系，并陈不讳之言，直接指出桓帝用人“不加澄清”，“审别忠伪”的过失，以期桓帝改弦更张。疏之最后还说，他的所陈之言，如有万分之一的效果，将含笑九泉，死而无憾。这是在朝廷用人上，以死谏示“忠”，而见“大孝”、“至孝”。
再讲黄香之曾孙黄琬。先以公孙入朝不就，后因聪慧而被荐举步入官场的黄琬，“移孝为忠”同他的曾祖父、祖父如出一辙。最能说明问题的是“议迁都”。中平六年（公元189年），汉灵帝死，素怀野心的西凉刺史董卓，借帝后下诏急令各地督师进京翦除宦官的机会，而率师进京。进京后，他怂恿与己同宗的董皇后废少帝刘辨为弘农王，立董皇后的养子、年仅九岁的陈留王刘协为帝，是为汉献帝。而他，却自封国相，执掌国柄，引起了满朝的“讨卓”声浪。为稳定局势，董卓欲将昔日曾经把持过的西凉军，作为护卫自己的后盾，便召集朝中大臣，提议将朝都由洛阳迁往离西凉较近的旧都长安。在朝堂，身为太尉的黄琬与司徒杨彪，坚持驳议。退堂后，琬续作驳议，说：“当年周公营建洛邑，安定了周王室，光武帝定都洛阳，中兴了汉政权，这是上天所开启，是神灵所安居的场所。今大业既定，怎么能任意迁移，有负天下人的期望呢？”当时朝中的有些好心人担心他这样作会罹难，他却回答说：”当年白公胜在楚作乱，屈庐迎着白刃上前谏止；崔杼在齐杀害了君主，晏子不惧其胁迫。我虽没什么德行，倒能仰慕古人的品节。”他的斗争虽是最终没有阻止迁都，更没有挽救东汉王朝覆亡的命运，且自己坐狱而死，但表现出来的“舍生取义”的宝贵品格，却长存于天地之间。这是与悖逆争斗上，以亡命示“忠”，而见“大孝”、“至孝”。
近年来，我在宣传黄香满门忠孝时，总是表明“移孝为忠”的观点是对的。但有的人不完全同意我的看法。他们说：“黄香孝顺父母是对的，但他和他的儿子、曾孙‘移孝为忠’，又不完全对”。我问这是为什么？他们说：“因为‘忠’的是帝王；而帝王又是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，是欺压人民的。对他们‘忠’，实际上是助封为虐”。说实在话，现在持此观点的人不多，但又确有纠正的必要。我认为，从总的讲，我们不排除封建帝王代表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，谋求的是“家天下”的一统万世，与今日的“志在大众”、“民主政治”，当然是两码事。不过，封建帝王们的主观意识尽管是这样，但在客观上却又不完全是以其意志为转移的。何以这样说？就是：这些人要维护本阶级的利益，就要争取民众为其源源不断地创造价值；要维护“家天下”的一统万世，就要设法巩固国基。于是乎，一些有识之士就顺应历史的潮流，进忠言，献良策，促使国君或实行“德政”，或谋求强国之道。正是这样，中国古代的农业经济才一步步发展，古老的中华民族才生生不息。我也认为，在中国历史上助纣为虐的，也不是没有，而且还有不少。不过，追寻历史，出现这种情况，多是“佞臣”佐“昏君”。比如：西周末期，井田制始遭破坏，私田正在出现，山林泽薮正被私人开发。可是周厉王执政后，听信佞臣荣夷公的唆使，实行“专利”政策，宣布山林河湖各种产品归国家所有，其结果，破坏了正在发展的封建生产关系，弄得田土荒芜，民不聊生，怨声载道。历史上虽然有这样的事实，但从中国的全部历史看，从长远的观点看，“真忠”总比“假忠”多，“真忠”最后总会战胜“假忠”，这正是历史的结论。
“孝”和“移孝为忠”之原因分析
黄香是大孝子，他的儿子黄琼死后被赐谥“忠候”，曾孙黄琬在大是大非面前一腔忠鲠。这是历史事实。那么，他们的“孝”和“移孝为忠”的优良门风，源在哪里，我认为，其源最为重要的在三个方面，即：家族的影响，文化的熏陶，王朝的倡导。
始论家族的影响。根据史书记载，黄香的父辈们，对他的“孝”和他及他的子、孙的“移孝为忠”，是不无影响的。前已述及，黄香的父亲黄况，先被举为孝廉，后由阳夏到江夏任职，直至为叶县令。按推断，黄香入仕之前是随侍父母的。既然黄香小时与父母生活在一起，作为孝廉出身的父亲黄况，是一定会于平日的言谈中把人子之“孝”作为第一课，向他传授的。而且，黄况初任的是郡五官掾，事多且杂，尽心尽力于朝务的“移孝为忠”行为，他一定是会看在眼中，或从推想中知道的。还有，他的舅父徐防，亦是东汉明帝永平（公元58年至75年）中被举为孝廉，后来做到了太尉之官。香之父母也一定会，或很有可能会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他，并以此作为范例对他进行教育的。在这里，我还附带讲讲楚国的令尹子文。他“未明而立于朝，日晦而归食，自毁其家，以纾国难，不为爵劝，不为禄勉，以忧勤于社稷”。“三仕为令尹，无喜色；三已之，无愠色”，被孔子称赞为“忠”。此前哲，系黄香他们的异代小同乡，他们续其“忠”的遗风，亦应该是情理中事。试想，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和诞生了名人的地方成长起来的黄香他们，哪能不受到感染的呢？
再论文化的熏陶。对“孝”的教育，中国古代最为重视，而且是从蒙童发端。就以对宣传黄香本身的“孝”而论，宋人王应麟在《三字经》中说：“香九龄，能温席，孝于亲，所当执”；元人郭居敬在《二十四孝》中以诗的形式夸赞说：“冬日温衾暖，炎天扇枕凉，儿童知子职，千古一黄香”。这是自黄香之后，蒙童们接受的关于“孝”的教育的一部分。而在黄香出生之前，又何尝不是这样？特别是孔门后学编撰的一部《孝经》，从“开宗明义章第一”起，到“丧亲章第十八”止，全文虽只1799字，但通过以孔子与弟子对话的形式，却把孝亲、忠国的道理讲透了，成为童生们“成孝敬，厚人伦，美教化”的经典教材。这对于黄香他们来说，当然是必读之书，岂能不读？况且，他们生长于孝廉之家，对“孝”更是情有独钟，家庭岂不安排他们读？特别是，东汉光武帝颁诏，不仅儒生要读《孝经》，虎贲士也必须读《孝经》，东汉明帝也有此诏令，他们岂能不深读细读？众所周知，儿童的记忆力特强，虽然少时读过的东西，对其文意不一定完全懂，但成人之后，理解能力强了，经过回嚼，也是能真正懂得的。而且，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，也是能够遵照“孝”和“移孝为忠”的要求，去规范自己的，何况是黄香他们呢？
续论王朝的倡导。从西汉开始，中国的封建王朝就实行“以孝治天下”，对“孝”多途径地提倡和导引。第一，朝廷颁读《孝经》。前已论述，此处从略。第二，皇帝谥号冠“孝”。史载，“两汉”的二十几位刘姓皇帝，除汉高祖刘邦、汉光武帝刘秀和掌国不长的几位皇帝外，其余的在谥号前都冠以“孝”字。连皇帝的谥号都与“孝”融为一体，这怎么不使人受到启迪呢？第三，郡、国察举“孝廉”。从汉武帝元光元年（公元前134年）开始，初令郡、国举孝、廉各一人。这个“举官”办法，虽然不算完美，但在当时也算是公正，无论是对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，还是对人的成材，都起到了很强的导向作用。第四，表彰鼓励“孝行”。这一条，对于黄香他们的“孝”和“移孝为忠”，可以说影响尤大。比如黄香：江夏郡太守刘护为其题写“门下孝子”；汉章帝在为千乘王刘伉举行加冠典礼时，特诣黄香到殿下，指着黄香对诸王说：“这就是‘天下无双’的‘江夏黄童’”。还有，东汉规定给年长者“杖王杖”，和帝见黄香敬慎勤劳，思以奖赏，知其父健在，特赐以卧几和灵寿杖。对于这些，黄香哪能不受激励而行孝尽忠直至终生呢？
以上是我对黄香行“孝”及他和他的子、孙“移孝为忠”的原因分析。当然，作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人，是各有差异的。比如，同样是在接受家庭“孝”的思想熏染，同样是在接受学校“孝”的文化灌输，同样是在接受朝廷“孝”提倡督导，为何有的人却成了“不孝子孙”呢？我认为，一是“苟不教，性乃迁”，或许父母在孩子少时只重在“以身示范”，忽略了对“孝”的“教”，放松了对“不孝”的“纠”，使之由“性善”渐变“性恶”；二是“教不严，师之惰”，或许教师在教学时只要求学生啃书本，忽略了道德精义的讲解，放松了对平时行为的训育，使之“读了”等于“白读”。三是“孝忠否，在自身”，或许人子生性顽劣，无论社会对他如何在施加诱导，他都充耳不闻，视而不见，无动于衷，我行多素。这三种原因，我看是古今皆然。历史的经验证明，“孝”是社会稳定的助力，“移孝为忠”是增强民族向心力的重要一途。现在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，已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。而实现这个理想，就需要极为和谐的人际关系，需要全体人民与国家保持高度的一致性，提倡“孝”和“移孝为忠”，就更具积极意义。因此，我们必须通过良好的家庭教育、有效的学校教育、严格的自我教育，把“孝”和“移孝为忠”的教育落到实处，实现优秀文化传统的回归承传，让它在推进中国历史的进程中，起到应有的作用。
始论家族的影响。根据史书记载，黄香的父辈们，对他的“孝”和他及他的子、孙的“移孝为忠”，是不无影响的。前已述及，黄香的父亲黄况，先被举为孝廉，后由阳夏到江夏任职，直至为叶县令。按推断，黄香入仕之前是随侍父母的。既然黄香小时与父母生活在一起，作为孝廉出身的父亲黄况，是一定会于平日的言谈中把人子之“孝”作为第一课，向他传授的。而且，黄况初任的是郡五官掾，事多且杂，尽心尽力于朝务的“移孝为忠”行为，他一定是会看在眼中，或从推想中知道的。还有，他的舅父徐防，亦是东汉明帝永平（公元58年至75年）中被举为孝廉，后来做到了太尉之官。香之父母也一定会，或很有可能会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他，并以此作为范例对他进行教育的。在这里，我还附带讲讲楚国的令尹子文。他“未明而立于朝，日晦而归食，自毁其家，以纾国难，不为爵劝，不为禄勉，以忧勤于社稷”。“三仕为令尹，无喜色；三已之，无愠色”，被孔子称赞为“忠”。此前哲，系黄香他们的异代小同乡，他们续其“忠”的遗风，亦应该是情理中事。试想，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和诞生了名人的地方成长起来的黄香他们，哪能不受到感染的呢？
再论文化的熏陶。对“孝”的教育，中国古代最为重视，而且是从蒙童发端。就以对宣传黄香本身的“孝”而论，宋人王应麟在《三字经》中说：“香九龄，能温席，孝于亲，所当执”；元人郭居敬在《二十四孝》中以诗的形式夸赞说：“冬日温衾暖，炎天扇枕凉，儿童知子职，千古一黄香”。这是自黄香之后，蒙童们接受的关于“孝”的教育的一部分。而在黄香出生之前，又何尝不是这样？特别是孔门后学编撰的一部《孝经》，从“开宗明义章第一”起，到“丧亲章第十八”止，全文虽只1799字，但通过以孔子与弟子对话的形式，却把孝亲、忠国的道理讲透了，成为童生们“成孝敬，厚人伦，美教化”的经典教材。这对于黄香他们来说，当然是必读之书，岂能不读？况且，他们生长于孝廉之家，对“孝”更是情有独钟，家庭岂不安排他们读？特别是，东汉光武帝颁诏，不仅儒生要读《孝经》，虎贲士也必须读《孝经》，东汉明帝也有此诏令，他们岂能不深读细读？众所周知，儿童的记忆力特强，虽然少时读过的东西，对其文意不一定完全懂，但成人之后，理解能力强了，经过回嚼，也是能真正懂得的。而且，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，也是能够遵照“孝”和“移孝为忠”的要求，去规范自己的，何况是黄香他们呢？
续论王朝的倡导。从西汉开始，中国的封建王朝就实行“以孝治天下”，对“孝”多途径地提倡和导引。第一，朝廷颁读《孝经》。前已论述，此处从略。第二，皇帝谥号冠“孝”。史载，“两汉”的二十几位刘姓皇帝，除汉高祖刘邦、汉光武帝刘秀和掌国不长的几位皇帝外，其余的在谥号前都冠以“孝”字。连皇帝的谥号都与“孝”融为一体，这怎么不使人受到启迪呢？第三，郡、国察举“孝廉”。从汉武帝元光元年（公元前134年）开始，初令郡、国举孝、廉各一人。这个“举官”办法，虽然不算完美，但在当时也算是公正，无论是对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，还是对人的成材，都起到了很强的导向作用。第四，表彰鼓励“孝行”。这一条，对于黄香他们的“孝”和“移孝为忠”，可以说影响尤大。比如黄香：江夏郡太守刘护为其题写“门下孝子”；汉章帝在为千乘王刘伉举行加冠典礼时，特诣黄香到殿下，指着黄香对诸王说：“这就是‘天下无双’的‘江夏黄童’”。还有，东汉规定给年长者“杖王杖”，和帝见黄香敬慎勤劳，思以奖赏，知其父健在，特赐以卧几和灵寿杖。对于这些，黄香哪能不受激励而行孝尽忠直至终生呢？
以上是我对黄香行“孝”及他和他的子、孙“移孝为忠”的原因分析。当然，作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人，是各有差异的。比如，同样是在接受家庭“孝”的思想熏染，同样是在接受学校“孝”的文化灌输，同样是在接受朝廷“孝”提倡督导，为何有的人却成了“不孝子孙”呢？我认为，一是“苟不教，性乃迁”，或许父母在孩子少时只重在“以身示范”，忽略了对“孝”的“教”，放松了对“不孝”的“纠”，使之由“性善”渐变“性恶”；二是“教不严，师之惰”，或许教师在教学时只要求学生啃书本，忽略了道德精义的讲解，放松了对平时行为的训育，使之“读了”等于“白读”。三是“孝忠否，在自身”，或许人子生性顽劣，无论社会对他如何在施加诱导，他都充耳不闻，视而不见，无动于衷，我行多素。这三种原因，我看是古今皆然。历史的经验证明，“孝”是社会稳定的助力，“移孝为忠”是增强民族向心力的重要一途。现在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，已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。而实现这个理想，就需要极为和谐的人际关系，需要全体人民与国家保持高度的一致性，提倡“孝”和“移孝为忠”，就更具积极意义。因此，我们必须通过良好的家庭教育、有效的学校教育、严格的自我教育，把“孝”和“移孝为忠”的教育落到实处，实现优秀文化传统的回归承传，让它在推进中国历史的进程中，起到应有的作用。
